1955年10月8日，东方破晓，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晨曦初露，海面上仍笼罩着一层薄雾。一艘自遥远洛杉矶远航而来的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，正缓缓地驶向港口，准备靠岸。随着一段舷梯被放下，一位身着朴素的中年男子，肩上挎着一个略显陈旧的皮箱，迈步走了下来。在码头早已等候多时的几位身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，立刻快步上前，低声致意：“钱先生，一路辛苦了。”随后，他们恭敬地将他引至一辆早已备好的汽车。
这位身份特殊的中年人，正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钱学森。当时，美国政府在解除对他的回国禁令时，曾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，甚至有人私下评价说：“他一个人，其价值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。”美国之所以最终放行，实属无奈之举；然而，在送走他的同时，美国人心底的盘算却是：宁愿他客死他乡，也绝不希望他踏上中国的土地。
这艘邮轮，自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扬帆起航，一路横渡太平洋。漫长的航程中，它将经停夏威夷、横须贺、马尼拉等多个港口，而这些地方，无一例外都深处美国势力的影响范围之内。
当邮轮抵达夏威夷，钱学森站在甲板上，眺望着逐渐临近的檀香山，椰林摇曳。就在此时，舱门被敲响，一位船员递进来一份电报。那是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仅有一行简短的文字：“很高兴你能回家，路上当心，中途切勿下船。”电报末尾的署名，仅仅两个字——“钱均夫”，却让钱学森的眼眶瞬间湿润。
钱均夫，正是他的父亲。
钱学森小心翼翼地将电报折好，珍藏于贴身的衣袋中。邮轮在夏威夷停泊了一日，他未曾踏足岸边。抵达横须贺，近在咫尺的便是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军港，他依然选择留在船上。在马尼拉，当地的华侨团体早已备好丰盛的欢迎晚宴，但他婉言谢绝，执意继续随船前行。
在太平洋的每一个中转港，这艘邮轮都需要靠岸进行补给，而美国移民局的官员，随时可能登上船只进行所谓的“例行检查”。对于钱学森而言，只有将自己这百余斤的身体牢牢地禁锢在船舱之内，才能最终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踏上中国的土地。
那份来自父亲的电报，仿佛一根定海神针，牢牢地按捺住了他在每一个港口都想要迈下舷梯的冲动。
整整五十年后的2005年，在北京。一位已从外交部退休的老同志，在与钱学森闲聊时，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“钱老，您当年回国收到的那封电报，其实并非您父亲所发。那是周总理指示我们外交部，冒用您父亲的名义发送的。”
钱学森闻言，顿时愕然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那个年代的往事，如同散落的碎片，后来被一点一滴地拼凑起来。1955年，当钱学森尚在洛杉矶遭受软禁之际，周总理已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他即将踏上归程的消息。
总理当即召集外交部相关人员，明确传达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指示：其一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确保钱学森能够安全顺利地回到祖国；其二，要以其父亲的名义，发送一封电报，严厉叮嘱他在旅途中切勿中途下船。
之所以选择以其父亲的名义发电报，是因为对于一位当时年逾七旬、远在上海的老人来说，向一艘远洋邮轮发送电报，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做法，反而能够有效地迷惑美国人——谁又会去细究一封儿子收到的家书呢？
而那句“中途切勿下船”的指示，则源于外交部获取的情报显示，美国方面极有可能在夏威夷或横须贺等地，制造一些“自愿放弃回国”或“离奇失踪”的事件。
直至2011年，中央电视台在拍摄纪录片《钱学森》时，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镜头前正式证实了这一段历史。至此，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，才终于彻底地浮出了水面。
那封以父亲名义发出的电报，不仅仅是一张薄薄的纸，更是一个国家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以最为审慎、最为周全的方式，为保护一位杰出人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智慧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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